1966年，林绍纲有一次去台基厂的对外友协，碰见正在办公楼一层打扫厕所的杨朔。他双颊微红，面露尴尬地对林绍纲说：“他们说我里通外国，真是无中生有。”第二年，林绍纲又在一个外事场合碰到了杨朔，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，彼此都很高兴。

事实上，谢长廷出任“驻日代表”前曾接受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专访，谢长廷当时表示，他派“驻日代表”有两个象征意义，“一是代表蔡英文方面非常重视对日关系，其次，自己并非涉外官员，代表往后双方的关系不需要有太多对立性的交涉”。台湾《联合报》评论称，从谢长廷谈话中感受到他对日本情感浓厚，昧于现实。谢长廷会是我们送到日本的人质，还是“驻日代表”?

《迎接2021，“基建狂魔”疯狂上新！自豪不？》林绍纲来时，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，寒暄几句，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，头疼，离不开安眠药。听汇报时，他有时走神，眼睛发直，边点头边嗯嗯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。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，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，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，很难辨认。每次看他的批阅，林绍纲都有点头疼。